去年春天，笔者因私事进了一次首都北城，在京城的见闻却使我深有感触......

出发地距京城不够二百公里,因路程较近,有直接通往北京的班车,也有去京城办事的公车、私车。笔者较幸运，搭上了同学去北京的公车。我的这位同学是本县较有实权部门的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可本次进京都不是公差，而是为他的一位同学进京“办事”。我所搭乘的这辆我也叫不出名字的轿车便是他的这位同学的所在单位的车，于是我便搭乘着这位同学的同学的车驶向北京！

        车子疾驰在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我们一行四人（还有一位司机师傅）一路上有说有笑。从他们的谈笑中，我得知我的同学要为他的那位同学进京去宴请京城的一些什么人物。“哈！老同学行啊！设宴设进北京城，了不起！”我的同学听着我对他的夸赞显出几分得意：“瞎胡混吧，老同学你是不知道啊，难啊！ 顿顿得喝酒，难受啊！你想不喝都不行，唉！”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脸上现出无奈的神情。他的这句话和他的一声长叹使我这个井底之蛙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用公款吃喝还怎么成了他们这些人的负担了呢？

汽车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的那位同学的同学不断讲说的“黄段子”中驶进了一座县城，那位同学的同学大方地把我们领进了一家自助餐馆吃了一顿不算简单的“简单的午餐”，然后驱车直奔北京！

        我大概己有十几年没有进过北京城了，这几年随着国家和北京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奥运场馆建设的加强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北京的建设日新月异，这我在电视和报纸上己有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早己飞进了北京，我恨不能一下子投入首都的怀抱，去尽情领略京城的壮观与美丽！

        果然，一进北京，我就被京城的巨大变化所吸引，宽阔的马路、崭新的大楼，穿戴时髦的人流，一辆辆豪华的车辆......我的心底不由发出一声感叹:“首都啊，北京，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

        到达京城后，我要到亲戚家办事，可硬是被我的同学和那位同学的同学挽留，非让我给他们陪一次客不可，我知道我这个“土老冒”面对那些高贵的“当权派”时的尴尬，但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了。

         一进饭店，我的“土老冒”本色便暴露无遗，对那豪华、浪漫、温馨的氛围受宠若惊，坐在大转桌旁的软椅上，真想象陈奂生进城那样在沙发上蹦几蹦，可我不敢，只好努力地一本正经地坐下，等待着尊贵客人的到来。一会儿客人们陆陆续续地到了，我只好站起来，脸上努力地堆出笑容去和他们一一握手。可我的那位同学这时却不知去哪里了，迟迟未到，那位同学的同学解释去驱车请某位书记。没想到经他一解释，这一群客人都大“骂”起来，“他妈这小子狗眼看人，为什么不去接我们？一会儿罚酒！”我看的出他们的“骂”不是真骂，是一种玩笑，目的是想找出个让我的同学喝酒的理由，因为，被车接的那位人“高”，而他们人 “低”。时间不长，我的同学风尘扑扑地回来了，而客人却没请到，那个“高人”因病住院了。于是宴席开始。哇！霎时间，丰盛的菜肴布满了饭桌，可那些菜我却一个也叫不出名来，都是平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在我的同学主持下，我们大家共同一起喝了每人一大碗，（是碗，不是杯），然后自由发挥，我想起了我的职责，我是陪酒的，得主动啊！怎么喝呢？和“大官”喝，不和“小官”喝吗？那不惹人不高兴吗？跟“小官”喝不跟“大官”喝，那更是不对的，我的同学的同学是东道主，也不能不喝呀！对司机师傅己应该感谢呀！最后就剩我的那位同学了，能喝不能喝不在乎那一杯呀！思来想去，干脆“游圈”吧，于是，一股英雄豪气从心底而生，我脸上又努力地挤出笑容，端起酒杯（游圈换成了小酒杯），躬着腰叫起了某某书记、某某长、某某长......哎呀挨门磕头,一圈下来,客人没陪好,自己却先把自己陪好了。我的同学陪酒了，果然那些尊贵的客人们要罚他三碗，双方争吵激烈，不可开交，我的那位同学的同学从中调解：“这样吧，我们两个是他的同学，每人代替他一碗，怎么样？”说罢一饮而尽，这些客人们一个个伸出拇指：“够哥们儿，够义气！”这时我的同学看了我一眼，于是我一横心，一碗酒“咕咚”下去了，全场一片掌声......

后来酒席怎么散的场，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我的同学说这顿饭花了四千多块钱，他的单位能报销。他夸我够义气，代他喝酒，说他来晚了，去医院看了某某长，我说到医院看病人得买点水果吧，他说给钱才行。我说给了多少钱，他伸出五个手指，我说哇！五百呀！他说五千......

        我也不知道怎么到的亲戚家.第二天在亲戚家吃罢早饭,亲戚都上班走了,我呆得无聊,到外边转了转,原来亲戚家居住在最城边,我溜溜达达到了城外,放眼一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垃圾场,各种生活垃圾堆集如山,有几个人在整理垃圾。我走到一位较年轻的整理垃圾人的跟前，有意跟他聊几句话，他说他很热爱这份工作，一月能赚一千多元呢，望着这位年轻人，不知怎么，我却感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又走了一段，看见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秃顶、驼背的老头，在费力地捡着垃圾的纸屑，破损的蛇皮袋、小木条等，我主动上前搭话：“大爷，亲苦啊，累吗？”那位老头费力地直起腰，用手揉了揉被春风刮出眼泪的发红的眼窝：“唉！累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听他说话是我家乡的口音，干脆我也不用我那生硬的普通话了：“大爷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某某市某某县”我一听果然是我的老乡，再问下去原来我的邻近乡的老乡，我觉得分外可亲：“大爷坐下来，歇些吧。”我们抽着烟，坐在地上聊了起来。原来他的儿子在北京打工，家里就他一个老人，便也来到北京，但儿子的收入不够开销，这位老人只好干这个“工作”了。我问他那位年轻人那里的垃圾“好”，还有木板，你怎么不去那捡，老人又揉了揉眼睛说，那是人家早就霸占好的，咱要去抢生意，会“挨揍”的。老人长叹了一声说：“唉！捡破烂也有三六九等啊......”

        回到亲戚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眼前不时闪现着豪华的酒席、捡破烂的老头两组画面，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里的人，怎么做人的差距那么大呢？捡破烂老头的那句：“捡破烂也有三六九等啊！”一直在我耳边萦绕着，久久挥之不去......

        “人”真得就要这么分作三六九等吗？

         可喜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人民共同协力，努力消除着这种差别，收入分配相差悬殊己引起当政者的足够重视！

         但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千万不要在今天重演！